这条路去地狱，先生们 (第5/9页)

淋淋的吻痕。他不怎么消耗，却每天都筋疲力竭，蜷缩在死亡和生命的边界。他似乎真的不在意尊严了，不论被如何苛刻羞辱都表现出一副迟钝的呆样。我带来贝卡多余的化妆品，给埃里希涂上睫毛膏和眼线，给自己抹酒红色的唇膏。戴着这样浓烈又滑稽的妆容，我和埃里希疯狂的zuoai接吻，把他的身体当成画布，甚至直接用口红在他身上写字画圈。等一切结束后，我将埃里希带到镜子前，“看，你哭的多脏。”

    我们的脸上都沾了乱七八糟深浅不一的红色。他那双很深邃的眼睛被弄得很黑，泪水把化妆品冲化，留下黑色的干涸印记，满身都是吻痕，像一团被揉碎的纸。埃里希没认出镜子里的人，伸手轻轻摸了摸颧骨，然后盯着指头上的睫毛膏痴痴发笑。我被这幅诡异恶心的画面弄的浑身发麻，把他推倒在地用皮带抽打。他又开始狂笑，到最后和疼痛的尖叫融为一体，歇斯底里的扭动着，把空气都撕成碎片。

    我筋疲力竭地丢下皮带，坐在床头，有气无力的命令，“不准笑，”

    埃里希颤颤巍巍地站起来，晃晃悠悠走近，抬手摸了摸我的脸颊，低头给了我一个很悠长真切的吻，他太用力，我又太慌张，咬破了彼此的嘴唇。我奋力擦拭，破口大骂他是个不要脸的娼妓，下流的蠢货，威胁说要割断他的舌头，平生第一次对接吻这个动作感到反感。等我骂完，埃里希已经走进浴室，他在关上门前回头，露出了一个微妙却眼熟的笑容，有点得意洋洋，又有点忧伤，好像在品尝鲜血的味道。

    这是埃里希·克莱茨作为卡扎罗斯参谋最后的智慧和尊严，他赢定了，因为不剩下任何可以输的了。我不能砸裂已经破碎的，我无法反复杀死一个人，他已经被碾压为齑粉，任何一个能让统治者疼痛受伤的机会，不论多么微不足道，都是属于奴隶的胜利。

    每一滴血都算数，自欺欺人的小小反抗，这就是埃里希的可悲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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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所有不愿面对家中琐事逃避责任的人一样，我选择尽可能的留在办公室。这并不难，因为工作确实越加繁忙，光是应付敏思基乱七八糟的馊主意就要消耗大量体力。

    我们亲爱的政治监督员阁下某天突发奇想，从伊纽瓦借来了一个绰号“教授”的顾问。

    伯恩哈德·佩什，绰号“教授”，确确实实和他姓氏所暗示的一样，是个倒霉的混蛋。他在战争前曾生活从世俗角度来说相当体面滋润，现在也过得还算不错。他在战俘事宜委员会工作，算是相当高级的顾问，不仅享有诸多物质特权，还保留了极大程度的自由和尊严。佩什隶属于一个被我们称为“奶嘴儿”的项目，通过微薄的优待和萝卜加大棒的策略温水煮青蛙，逐渐彻底阉割战俘。他提倡战俘营和占领区应该实施双方联合人性化管理，考虑文化和宗教等因素，“惩罚不意味着羞辱，尤其是对占领区无辜的人来说”，他站在莱勒诺夫面前虚弱的解释，苍白的脸上渗出滴滴汗珠，“父亲和儿子强行分开，兄弟手足被关押在不同监狱，连通信都是奢望。病入膏肓的父亲最后的心愿就是能见到在瓦耳塔服刑的孩子，剥夺最后道别的机会实在太过残忍。”我看着佩什逐渐变白的金发不禁有些鄙夷也有些心酸。脸颊上的细小伤痕证明他酒精成瘾，导致剃须时双手不断颤动刮破脸颊。我在父亲和莱勒诺夫，以及许多年长男人的脸上见过这种痕迹。除了物质条件还算优越外。这位顾问的日子并不好过，妻子贝蒂纳在两年前死于手术病发症，双胞胎儿子一个被拘禁于暗无天日地点保密的政府部门地下室当人质，一个在袭击行动“圣诞夜”中失踪，杳无音讯，被宣告死亡。他依莫利波佳马首是瞻，唯命是从，我从不怀疑如果莫利波佳要求，他会把我们的鞋子全部舔干净。他在监督下出版了很多乱七八糟的小册子教导卡扎罗斯人怎么应对新生活，无外乎是祈祷和憧憬未来，与过去和解。他会去各种监狱和矫正机构演讲，宣传米加斯人的善良和此类机构的正当性。我看过他的照片，站在演讲台上，像个迷人的演员，热泪盈眶的呼吁大家不要放弃希望，不要忘记故乡的家人和朋友。我常常好奇他是否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胡言乱语，竟能日复一日的对着那一张张营养不良，遍布伤痕，眼神或麻木或愤恨的脸重复谎言。他是个可悲又怯懦的软骨头，如果不是为了什么自私的原因绝不会主动向莱勒诺夫提出要求。

    如今这个瘦削的男人弓着身子，微微驼背，神情卑怯谄媚，站在莱勒诺夫面前，再一次请求他能为自己向总部申请探视儿子的机会。“我恳求您，不要把它看作一个敌人，一个囚犯，一个卡扎罗斯人的提议。把它看作一个父亲向另一个父亲，以比任何法律都更高的伦理和人性作为证据的请求。”

    可惜他求错了人。莱勒诺夫已经彻底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