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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它相伴沉睡的，还有许许多多的，我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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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我十八岁，在呼兰读高中。考大学之前，老师找到我，说因为我会讲较流利的俄语，所以学校会保送我到北京师范大学俄语系就读，来询问我的意见。

我是很有几分傲气的，又有与生俱来的大胆，因此不假思索地拒绝了。我没有忘记的我对未来职业的愿景，拒绝的话到现在我还记得：“我要做一名人民的医生！”

而想做医生的起因，是柳叔说过，我爸身体不好。

只恨我生得晚。我治不到他了，那我就去治其他人吧。

邹大爷最支持我，柳爷爷却举棋不定，可他的身体已不大好，我又是家里的第一个女状元，他无法管束我。

终于，我考中了哈尔滨医科大学。

五年后，我的弟弟依礼回到了沈阳，他考中了沈阳农学院。

而这五年里，柳爷爷去世，至死无法落叶归根；邹大爷在五反期间，刑讯致死，我却连尸首都没带回来。

听说邹大爷最后精神状态极差，审问不出任何东西，只会疯癫大笑，嘴里唱着诗：“......你看我接的好不好？少年事，少年狂，半生赴疆；骤雨浊身又何妨，酒过剑锋芒。平生事，何犹记，登高歌一曲；歌我山河今无恙，国泰民安康......”

我和依礼给两位长辈戴了三年孝，这似乎是我们唯一能做的。日子更苦了，但勉强过得去，我唯一依仗的只有傲人的成绩，我用这成绩减免了学费和生活费，用这成绩换来了奖学金，确保了我和依礼没有在放假时饿肚子。

饿肚子呀，日本人在的时候没饿过，国民政府的时候没饿过，现在新社会了，却饿了肚子，什么世道呀！

要说我们也起过投奔的念头，小叔就混得很好，人在北京，听说做了大官，我一直以为他只会找我爸哭呢。

但最终没去成，因为我和依礼还在东北上学，倒是大姑来看过我们，她留下一点钱，然后举家去了北京。

我想小叔接济了大姑家，我们再去，未免自讨没趣。我知道大姑和我家关系不大好，跟小叔好；我们又没了爸，关系终究没有他们两家近。

我对依礼说：“咱再挺两年，等我分配工作就好了。”

两年转眼即逝，凭我的成绩，我以为会被分到省医院，没想到因为家庭成分的原因，只被分到了区卫生所。

落差之大让我有些萎靡不振，我又怨恨起了爸爸，我止不住地想他。

我想念他宽厚的臂膀，想念他对我的纵容和宠溺，在失去了全部庇护之后，我才懂得我有多爱他。

我想起我们最后一次友好的交谈，然后他就走了。月亮在他的身上镀了层凉而软的水光，将他的背影神奇地雕塑。就好像走的是他的影子，留下的是他的身体。而事实是，他的身体也走了，留下的，是我印刻在脑海里的幻景。

他最爱我了，他把他一生的爱，压缩成了十年，一股脑儿给了我，往后就没了。真可惜，我咋就没省着点儿用呢？

他送我的东西，我都没有留下，唯独一封信，因为做了书签才得以保存。

那封信寥寥数言，笔迹凌乱，字体仓皇，上面写着——

亲爱的宁儿：

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