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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不是说不定，而是一定！”我激动地说，“因为钉子下方的墙上有一处擦蹭状血迹。”

我拿出随身携带的照相机，拍下这一处孤立的、却没有被原勘查人员重视的血迹。

“现场有翻动的痕迹，凶手在离开之前翻动了现场，所以这一处擦蹭状血迹并没有引起勘查人员的注意。”林涛说，“虽然现场很多翻动部位有擦蹭血迹，但是没有一处有指纹纹线，都没有比对价值。”

“但是可以证明凶手杀人是为了钱，”我说，“而且这一处擦蹭血更有价值。首先，这个地方不可能藏钱；第二，这里离大门还比较远。凶手为什么要在这里擦一下？”

“为了拿挂在钉子上的衣服。”林涛说。

我笑着点点头：“所以，你发现的这块撕裂的小布片，非常有价值。”

我接过布片，用手摩擦着。因为我戴的是橡胶手套，触感比纱布手套更敏锐，很快，我就得出了结论：“这是雨衣。”

“对，当天下雨，”大宝说，“凶手来的时候穿了件红色的雨衣！”

在我们的要求下，专案组提前召开专案会议。这种不按规定召开的专案会议，通常只有一种情况，那就是调整侦查部署。

当我宣布完我们的发现，确定凶手在杀郑巧慧的那天夜晚穿的是红色雨衣时，会议室里发出了一阵嘘声。

“我们都正在努力做调查，”一个侦查员说，“把我们叫回来说的就是这个？有用吗？下雨天，有多少人穿红色雨衣知道吗？我们英城城区就有将近两百万人口，难道要一件一件地找红雨衣？这不是拿我们侦查部门开涮吗？”

面对侦查员的奚落，我沉吟了一下，说：“大家请看这张图片。现场发现了多枚这种形态的鞋印。虽然发现的时候死者已经死亡一周，但这些鞋印留下的足迹是已经干涸了的、淡黄色的泥土。”

我见侦查员们依旧不服气地昂着头，点燃了一根烟，接着说道：“这样的足迹形态，说明凶手在进入现场的时候鞋子上沾满了稀泥，所谓稀泥，是指泥巴和水的混合物。”

“下雨天，这很正常。”侦查员说。

“那么，问题就来了。”我说，“下雨天，一般都是什么人群穿雨衣？”

“骑自行车、骑电动车、骑摩托车，”侦查员说，“这样的人多了去了。”

“如果是骑车到现场，”我说，“鞋子上会有这么多稀泥吗？”

“你是说，”丁支队眼前一亮，“你是说凶手是走去现场的？”

“是的。”林涛说，“初次勘查的时候，在现场东边五百米的地方，有一处修路的泥坑里发现了和现场形态相似的足迹。虽然没有认定条件，但是从形态上看还是非常相似的。当时你们只考虑了凶手是从东边走到现场的，但是没有发现雨衣的线索。”

“两者结合起来看，”我点点头，说，“凶手是穿着雨衣走去现场的。这样的人不多吧？”

“不多。”侦查员恍然大悟。

“如果从现场周围的监控寻找徒步穿着雨衣的人，我相信不会找到很多。”我转头问祁法医，“郑巧慧的死亡时间定下来没有？”

祁法医说：“当时我们根据尸体身上的蛆的生长程度，判断郑巧慧死于九月二十